公元1054年暮春，北宋都城汴京，三司衙门的牡丹花开得正好。三司衙门最高长官，时任三司使的包拯，邀请他最看重的两位下属喝酒赏花。
一位下属，时年36岁，衣着朴素整洁，态度恭谨；另一位下属，时年35岁，衣服满是污渍，头发油油的，沉默寡言。
赏花过半，包拯开始举杯劝酒。衣着整洁的下属虽然平时不怎么喝酒，但碍于领导面子，也喝了几杯。另一位下属平时便滴酒不沾，尽管领导殷勤劝酒，依然不为所动，直到酒席结束，都没喝一口。
本应言笑晏晏的赏花宴，因为这位下属的执拗，让包拯很下不来台，场面一度尴尬，最终不欢而散。
这位不喝酒的下属便是有“拗相公”之称的王安石。而另一位看起来更会“来事”的下属则是家喻户晓的“砸缸神童”司马光，也就是本文主角。
十六年后，一场轰动朝野的变法拉开帷幕，两人在这场酒宴中的不同态度与表现，为变法中的针锋相对埋下了伏笔。
宋仁宗嘉祐年间，社会稳定，政治清明，人才辈出。在汴京，同朝为官、均以古文闻名的司马光、王安石、吕公著、韩维，志趣相投，常结伴游玩，诗文唱和，被称为“嘉祐四友”。其中，司马光与王安石尤为亲厚。
当时的北宋，虽然表面看起来繁荣富裕，但建国初期巩固政权的防弊之政逐渐矫枉过正，冗官、冗兵、冗费问题逐渐显现。对内，官员、士兵人数不断增多，朝廷开支巨大，财政日益枯竭；对外，辽、西夏政权在边境虎视眈眈，军队战斗力不足，败仗连连。如果将北宋王朝比作一口“缸”，这口缸已满是裂纹。
“尽快补好这口缸”成为很多有识之士的共识。司马光在担任谏官期间便向宋仁宗提出了系列改革建议。
在司马光看来，国家制度没有问题，主要是用人不当，解决问题的关键“在于择人，不在立法”，他建议“节流”，节约开支和藏富于民。虽然他年幼时砸过一口缸，成年后，却立志要把另外一口“缸”补好。
王安石也主张改革，但他认为，“开源”才是解决财政危机的关键，朝廷要学会理财，要发展经济，增加国库收入，实现“不加赋而国用饶”。王安石的主张更为激烈——直接将原有的“缸”砸了，再造一个。
然而，宋仁宗、宋英宗均未来得及改革便撒手西去。待到1067年，宋仁宗的孙子宋神宗即位时，朝廷已然账上没钱了，“百年之积，惟存空簿”。
此时，宋神宗刚刚20岁，血气方刚，立志振兴祖业。他与多位大臣沟通后，与王安石的看法不谋而合，决定推行变法。
司马光虽然支持改革，但并不赞同好友王安石变法的内容。他认为，经济总量是固定的，朝廷一旦理财，就意味着要与民争利。而在这过程中，很容易出现巧立名目、横征暴敛等问题，百姓很可能被盘剥更甚。
为了劝说王安石放弃变法，他接连给王安石写了三封信，他认为王安石是“独负天下大名三十余年”的贤臣，但过于自负执拗，变法如此激进，将造成“侵官、生事、征利、拒谏、怨谤”几大弊端。
两人针对变法进行了激烈的辩论，最终谁也无法说服对方。
在宋神宗的支持下，青苗法、募役法、方田均税法、保甲法等变法措施陆续出台。变法反对派代表司马光，在朝廷备受排挤。
公元1070年，52岁的司马光自请出京。
作为一个纯粹的理想主义者，司马光始终坚守自己的信念，如果现行政策与自己的坚守背道而驰，他宁可放弃高官厚禄，宁可退隐。
司马光与王安石均是坦荡君子，尽管政见不同，对待变法主张不同，但始终是为了国家更强盛。多年风云激荡沉浮，两人始终对对方持有公正客观的评价。
王安石退休后，一日与友人谈及过往种种，忽发感慨，“司马十二，君子人也。”这司马十二便是司马光。
公元1070年-1084年，是司马光失意的十五年。此时，王安石变法轰轰烈烈地展开，司马光选择退居洛阳。
古人向来奉行“学而优则仕，仕而优则学”，尽管司马光离开政治中心，但他选择以献身学术的方式践行使命，为后来人“补缸”提供方法论。
在洛阳，司马光将20亩田地修建为住所兼书局，命名为“独乐园”，这里环境清幽，屋舍质朴却不失典雅。在这安静的洛阳一隅，承载着司马光的学术才华，一部光照千古的史书巨著《资治通鉴》正在孕育。
《资治通鉴》上起战国初年（公元前403年），下至五代末年（公元959年），驰骋1362年。为完成这部巨著，司马光化身“工作狂”，伏案十五载，笔耕不辍，制定了严格的写作规划：每天要写一丈长的手卷，如果当天有事完不成，第二天一定补上。
为了有充足的时间写作，司马光牺牲了自己的睡眠。他将枕头设计成圆木形状，睡觉时只要翻身，头便会从枕头上滑落，然后清醒起来接着写。
夏天天气炎热，司马光在书局办公室挖个坑，修成地下室，这里冬暖夏凉，大家钻入地下室继续工作。
这是一份艰难辛苦的工作，承受着心理和生理的双重压力与挑战，司马光自称“秉烛至深夜，警枕破黎明”。书稿尚未完成，他的助手刘恕便因劳累过度去世了。
公元1084年，《资治通鉴》书成，加上之前在汴京编纂的4年，共历时19年。全书共二百九十四卷，三百余万字，将一千三百余年的史实，以年月为经，以史实为纬，取材之广泛、史料之丰富，均超越前代史书，也成为中国最大的编年体史书。
此时，司马光已66岁，这部书几乎耗尽了他的精力，他双鬓斑白、牙齿脱落大半。他在《进资治通鉴表》中写道，“臣今骸骨癯瘁，目视昏近，齿牙无几，神识衰耗，目前所为，旋踵遗忘，臣之精力，尽于此书！”
凭借这部书，司马光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两位历史学家之一，另一位便是《史记》作者司马迁，留下了“史界两司马”的佳话。
在洛阳，由于司马光声望卓著，独乐园吸引来了众多文人雅士。独乐园建成时，苏轼苏辙兄弟专门前来，作长诗《司马君实独乐园》《司马君实端明独乐园》祝贺。当地名流程颢、程颐、邵雍、张载、富弼也常来独乐园饮酒赋诗，俨然成为小型文化中心。
苏轼、苏辙是四川人，司马光年少时也随父亲游历过四川，深爱蜀地由多种粮食酿造的名酒姚子雪曲，两兄弟来独乐园做客时想必也带着这款美酒，众多雅士在美酒的助兴下，激荡思想，笔锋纵横，写下一篇篇美文，留下了历久弥新的思想与精神。
近代著名学者梁启超这样评价《资治通鉴》：“亦天地一大文也。其结构之宏伟，其取材之丰赡，使后世有欲著通史者，势不能不据以为蓝本，而至今卒未有能愈之者焉。温公亦伟人哉！”
“欲知大道，必先知史。”司马光笃定恒心、倾尽心血所著的《资治通鉴》，成为洪荒岁月的见证者、经验教训的记录者、千载文脉的传承者，被后人奉为圭臬，争读传颂。美酒姚子雪曲也经过代代匠人的薪火相传，越发浓香醇厚，成为如今享誉世界的名酒五粮液。美酒与美文交相辉映，穿越历史尘埃，焕发出愈发绚丽的光辉。
司马光这个名字，在中国可谓妇孺皆知，即使不知道王安石变法、《资治通鉴》，“司马光砸缸”的故事也是对每个孩子关于机智勇敢的最早启蒙。
然而，这三件事远远不能概括一个真实全面的司马光，他是直言敢谏、心怀天下的真“谏官”，是恭俭正直、忠信孝悌的君子，更是精通多门学问的全才。
司马光20岁登第进入官场，历经仁宗、英宗、神宗、哲宗四朝，得意过、失意过，昂扬过、消沉过，忠君爱民之心始终未变。
在仁宗朝担任谏官期间，司马光正是30多岁年轻气盛之时，他几乎天天上书给皇帝提反对意见，从上元出游、整修宫殿，甚至到设立储君，为社稷天下操碎了心。
在英宗朝，司马光依然担任谏官，直言本色不改，他反对宋英宗任命太后的弟弟为宰相，为消除英宗与太后矛盾连写17封奏章。他更关心民生疾苦，呼吁减轻农民负担。
在人人都想平步青云的官场，司马光却屡次拒绝皇帝的提拔。44岁，宋仁宗想提拔他做知制诰，司马光认为起草诏令不是自己的擅长，连写9封辞职信；51岁，宋神宗想提拔他做枢密副使，他以“不通财务”“不习军旅”为由，连修5封请辞信……
司马光自号“迂叟”，但并非迂腐保守之人，他不惧皇权、锐意进取的言行不仅获得历代皇帝的信任，也得到了另一位直臣欧阳修的高度认可，“于国有功为不浅矣，可谓社稷之臣也。”
在生活中，他清廉简朴，低调淡泊。北宋文官俸禄优厚，生活优渥，宋仁宗曾赏赐他金钱百余万，丝绸珠宝无数，但司马光始终生活简朴，“食不敢常有肉，衣不敢有纯帛”，更写下《训俭示康》《温公家范》告诫子孙。
妻子张氏去世时，司马光甚至没有钱办葬礼，只能卖掉仅有的三顷薄田，简单办了丧事。
当时纳妾蓄伎成风，司马光却认为有伤风化，不是君子所为。在那个“不孝有三无后为大”的年代，尽管膝下无子女，但他始终不纳妾、不蓄伎，成为奢靡风气中的一股清流。
物质上，司马光极度简朴，但精神上，他实现了富足与充盈。他在独乐园单独设置了一间“读书堂”，收藏书籍五千余卷，更有皇帝赏赐的三千余卷书籍。博览群书，让司马光成为北宋文化史上的一座高峰。
他不止通晓史学，在易学、礼学、《孝经》学、文字音韵学、医学方面也成就颇高，均留下了著作。
南宋理学家朱熹认为，司马光的礼学在北宋儒家中首屈一指，编修礼典只需要在司马光《书仪》基础上略加修改。他的诗歌鉴赏小品《续诗话》被赞为“品第诸诗，乃极精密。”
《宋史》记载，“司马光于物澹然无所好，于学无所不通”，堪称那个时代的全才。
公元1085年，已经离开15年的司马光再次回到了汴京。千年前的汴京街道，提前上演了粉丝“接机”偶像的盛况。
守城的士兵看见他，纷纷以手加额，喊道：“司马相公来了！”
汴京百姓听说他回来了，蜂拥至街道，连路都堵上了，他们哭喊着：“大人一定不要再走了，留下来辅佐皇上，给我们老百姓指条活路吧！”
这一年，力推变法的宋神宗去世，本就备受争议的变法陷入僵局。继位的宋哲宗年幼，太皇太后当政，启用司马光担任宰相。
此时，司马光已经67岁，数次中风，身体精力大不如前。许是感觉时日不多，而且这些年也亲眼见到了新法因执行不当对百姓的伤害。上任后，司马光雷厉风行，一年之内尽废新法。
司马光回到汴京的第二年5月，他一生的朋友兼对头王安石在新法被废的悲愤中去世。
听闻死讯，司马光向南长揖，随后奏请朝廷追封王安石为太傅。
5个月后，久病缠身的司马光溘然长逝。临去世前，他口中依然喃喃自语尚未处理的公事。然而，尚未补完的这口“缸”他再也补不成了。
他出殡时，汴京百姓不惜罢市前往拜祭，哭声震天，上万人自发护送他的灵柩回乡。他的画像供奉在全国各地，百姓吃饭前都要恭敬祷告。
朝廷给司马光的谥号为“文正”。纵观北宋167年间，只有三人得到了“文正”谥号，这也是古代文官最高等级的谥号。
“文”相对常见，主要强调文化修养和学术成就。“正”则十分难得，“惟众人之所同服者”，只有得到百姓拥护与爱戴、以最高标准践行儒家道德的君子才可称为“正”。
然而，随着司马光的去世，君子之风逐渐消散。朝廷陷入了新党与旧党无休止的争斗，互相倾轧，党同伐异，曾经广开言路、畅所欲言的宽容氛围一去不返。
公元1094年，司马光去世后第八年，变法派上台，将司马光所做的一切全盘否定，剥夺谥号，更派人砸了他的墓碑。
公元1102年，宋徽宗以崇奉新法为名，将司马光等反对变法的大臣称作奸党，名字刻入“元祐党籍碑”，本人及子孙永不复用。
党争耗尽了北宋积累深厚的国力，司马光去世41年后，汴京被金兵所破，他倾注一生心血的北宋王朝轰然倒塌。
纵观司马光波澜壮阔的一生，争议良多，至今尚难以盖棺定论。但在他身上，始终体现着“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”的士大夫精神：他不计个人得失，以天下安泰为己任；他不合流俗，始终坚守心中正义；他以史载道，明得失辨浊清。
如今，士大夫精神已成为中华文化最高贵的基因，让华夏民族屹立于滚滚历史洪流中，昂然前行。这，也正是千年前司马光的矢志所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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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辑：吴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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