任职四门博士，开启了韩愈二十年宦海生涯，也迎来了一位近乎全才的历史伟人。
思想、教育、文化、政治，韩愈不仅有涉猎，还颇有建树。
他，文名炽盛，为“唐宋八大家”之首，有“文章巨公”和“百代文宗”之誉；他，政绩卓著，官至吏部侍郎（现副部级），逝后追赠礼部尚书（现正部级）。
苏轼评价他“文起八代之衰，而道济天下之溺；忠犯人主之怒，而勇夺三军之帅。”
后世亦称他具有“立德、立功、立言”至高境界，为文人之楷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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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酒，是其一生所好，得意时爱喝，失意时喝。酒之为物，乃“一壶情所寄”“皎皎万虑醒还新”。
于时代的风口浪尖，往往众人皆醉，惟韩愈独醒。
故事从他正式踏入官场后说起。
贞元十七年（801年）秋冬之季，韩愈入京任职四门博士，正式步入官场。
四门博士，即四门学的学官，隶属国子监。在唐朝，国子学地位最高，其次为太学，再次是四门学。国子学、太学是贵族子弟学校，四门学兼有下层贵族和平民子弟。
韩愈从教四门学，学生为普通官员和百姓家中特别优秀的孩子。
任职期间，他对工作恪尽职守，尽心竭力，还凭借一己之力，正师道，畅学风，赋予儒家“尊师”新的内涵。
当时的大唐社会，师道崩坏。学生，耻于求师，不以弟子自居；老师，不愿为人之师，不以师自居。
唯独韩愈“奋不顾流俗，犯笑侮，收召后学”“抗颜为人师”。
在汴京、徐州入幕时，“昌黎韩愈”已渐有名声。如今，韩愈在长安任四门学官，慕名向他请教古文、古道的人，亦复不少。
对于求教者，无论年幼年长，韩愈皆有问必答，有信必回，一概不回避师与弟子的名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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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时间，韩愈的行为，在长安引起极大震动。很多人惊讶不解，甚至聚而骂之，视韩愈为狂人。
韩愈却不为所惧。恰逢好古文的青年李蟠不拘于时，坚持执弟子之礼向他问学，韩愈便写下《师说》赠之，公开自己的观点，言明为师、为弟子之道，向流俗发起挑战。
“古之学者必有师。师者，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。”
韩愈鞭辟入里地阐述了从师的重要性，以及为师者的职责。他也力行实践，敢为人师，广授门徒。
一句“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，师不必贤于弟子，闻道有先后，术业有专攻。”更是在长安广为流传，大大掀起了畅学之风，他的学生也多自称“韩门弟子”。
至宋朝，苏轼称赞韩愈是“匹夫而为百世师，一言而为天下法”。
生活层面，四门博士职卑俸薄，而长安米珠薪桂，韩愈的家计显得异常窘迫。
他曾写下《苦寒》诗，言明与家人如处冰窖般的生活：
现实压迫下，韩愈不得已向朝中的大官——李实写下自荐信，期许改变现状。
李实，唐高祖李渊嫡传后代，皇亲国戚，时任工部尚书兼京兆尹，即国家建设部部长兼长安市市长。
贞元十九年（803年），受李实举荐，韩愈从四门博士升为监察御史，由文化部门跨入监察部门，与刘禹锡、柳宗元成为同僚。
上任不到半年，韩愈竟检举了李实，震惊朝堂。
其实，并非韩愈无情，而是另有隐情。
据记载，这一年多天灾，长安先后遭遇旱灾和霜灾，庄稼歉收，饿殍遍野。
朝廷本已制定减免赋税的政令，京兆尹李实却封锁消息，向唐德宗谎报，称旱灾影响较小，天佑大唐，粮食丰收，百姓安康。
于是，赋税不免。百官畏惧李实淫威，对民生疾苦，无人敢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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韩愈目睹灾情后，悲愤不已，仿佛失了魂一样，“归舍不能食，有如鱼中钩。”
关键时刻，他坚持了自己的原则，毅然上书《论天旱人饥状》，弹劾李实，揭露真相，请求为灾民减去赋税。其中，对德宗和百官亦有批评：“此皆群臣之所未言，陛下之所未知者也。”
结果事与愿违。非但没解决问题，他自己反而被贬至几千里外的阳山。
人情忌殊异，世路多权诈。封建官场，很多时候没有道理可言。
一腔赤诚却换来无情贬谪，韩愈心如冰霜，曰：“我心如冰剑如雪，不能刺谗夫，使我心腐剑锋折。决云中断开青天，噫！剑与我俱变化归黄泉！”
贞元二十年（804年），经过六十余日跋涉，韩愈来到距离长安三千八百多里的阳山（今广东地区）。
在唐朝，阳山属蛮荒之地，多虫多瘴，民化未开。对此，韩愈多有描写，如：“远地触途异，吏民似猿猴。生狞多忿很，辞舌纷嘲啁。”“湖波连天日相腾，蛮俗生梗瘴疠。江氛岭祲昏若凝，一蛇两头见未曾？”
环境虽苦，但是韩愈没有懈怠。“为官一任，造福一方”，无论身处何地，他都将人民放在重要位置。
为解决沟通难题，韩愈“画地为字”。他在地上用树枝作画与人交流，将中原先进的农耕技术、生产方式和文化习俗传入阳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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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传道授业，“有教无类”，教百姓学习“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”，使之明礼仪识教化，促进阳山文明开化。
百姓爱戴韩愈，很多人用“韩”字为儿取名，譬如张韩、李韩、赵韩等。史书有云“出守连州阳山令，政有惠于下，及公去，百姓多以公之姓以名其子。”
此外，韩愈不断反省自己，刻苦学习。“书山有路勤为径，学海无涯苦作舟”，便是他的治学名联。
期间，也有大批青年慕名前来向韩愈求学，他们吟诗论道，著作颇丰。
心情平静时，面对阳山的宜人风景，韩愈也会怡然自得，沉醉其中。
比如“诗成有共赋，酒熟无孤斟。清竹时默钓，白云日幽寻。”
文人雅聚，把盏相饮，诗成共赋，清竹默钓……对于韩愈来说，苦中作乐，未尝不惬意。
贞元二十一年（805年），唐德宗去世，顺宗即位，韩愈因大赦离开阳山。同年，政局变动，唐宪宗即位，韩愈被召回京都。
在805年的中秋节，一个清风徐来、朗月舒波的夜晚，韩愈与好友举杯相属。他感慨道，“一年明月今宵多，人生由命非由他。有酒不饮奈明何。”
此后，他历经十余载沉浮，在元和十一年（816年），被任命为中书舍人，终于进入国家核心权力层。
而他的人生也迎来了重要的转折点，一个铁骨铮铮、饮誉世界的历史文化伟人正向世人走来。
“条山苍，河水黄。浪波沄沄去，松柏在高冈”，黄河奔腾，文脉不息。黄河文化孕育出韩愈文化，又融入中华文脉，一脉相承，代代相传。无论是“师者，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”，还是“业精于勤荒于嬉，行成于思毁于随”，跨越千年，依然指导着人们的行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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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洵这样评价韩愈，“韩子之文如长江大河，浑浩流转”。长江黄河奔流不息，滋养中华文明绵延不绝。与文脉同样悠远的，还有酒。作为蕴含了中华文化独特价值表现和情感寄托的酒文化，陪伴着历代文豪，见证过他们的抱负与愁思，妆点过他们的快意与豪情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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