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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清乾隆年间编修《四库全书》时，以“月上柳梢头，人约黄昏后”为名句的《生查子·元夕》，被从朱淑贞（别名：朱淑真)的《断肠集》中摘除，加在了欧阳修的头上，被当世人奉为神作。这足可见历史的偏见和世俗的眼光掩盖了太多女性的光彩。
古代女子的形象大多都很模糊，一句三从四德便描绘了她们的一生。可仍有不甘于命运摆布的女子，她们冲破了男权社会、封建礼教构成的多重壁垒，遵从内心，将个人的喜乐愁苦宣泄于纸上，从伤口中开出灿烂的花朵，为中华诗词文化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
钱塘朱家，世代为官，得一女娃，名唤淑贞。
儒学在朱家一脉相承，家族里朱淑贞叔叔的身份最为显赫，他是儒学集大成者、理学宗师朱熹。
生于这样的家庭，不知道是幸运还是不幸。
朱淑贞作为家中长女、独女，一出生便被父母将“三从四德”赋予在了名字里面，每日提醒她：作为女子要贤淑、要忠贞。
幸运的是，优渥的家境为朱淑贞提供了锦衣玉食的生活，在旁的女子为贴补家用做绢花女红的时候，父母可以为她请先生，教诗文，“独自凭栏无个事，水风凉处读文学”便是她儿时无忧无虑的闲适生活。
少女时期的朱淑贞亭亭玉立，又聪慧非常，不但工书善画，能诗擅词，还通音晓律，是当时有名的才女兼美女，她与闺中蜜友外出夜游时所作的《忆秦娥·正月初六日夜月》就在贵人小姐圈中传颂不断。
出自朱家这样的书香门第，又是内外兼修的女子，必定让适龄男子趋之若鹜。朱淑贞还未及笄，媒人就已经踏破了朱家的门槛，她也在爹娘的催促下吃了好多家的席面，游了无数个园子，只为相看一个父母满意的郎君。
天真烂漫的朱淑贞艳羡的是俞伯牙和钟子期那种知己情谊，向往的是梁山伯与祝英台那般轰轰烈烈的爱情，对这样循规蹈矩的相亲很是厌烦。
面对络绎而来的媒人和不断相看的对象，人家问女红、厨艺，朱淑贞就只答点茶、插花。朱家算不得顶配豪奢，门当户对的人家明白了请这样一位少奶奶回家可是供养不起。
就这样一推一脱，便到了她20岁。
在宋朝，家中有这样20岁还未嫁的女儿，管你是貌比天仙还是满腹经纶，只能算是大逆不道。朱家抵不过街坊四邻的评头论足，不断威逼朱淑贞，迫使她与当地一个家境富裕的官吏草草地结婚了。
身不由己的婚姻给了朱淑贞当头一棒，敲开她满是诗情画意的脑袋，把柴米油盐、贤良端庄、三从四德一股脑地塞进去。
“鸥鹭鸳鸯作一池，须知羽翼不相宜”是她对这段婚姻的注解。
可即便如此，朱淑贞仍愿意积极与自己和解，她放下风花雪月，尽心尽力服侍丈夫，操持家务。
然而她的新婚丈夫却完全不把她放在眼里，将朱淑贞诸多勉励的话语抛之于脑后。在他看来，什么“鸿鸽羽仪当养就”比不上盘中烧鸡，“美璞莫辞雕作器”更是不如玉杯美酒，所以除了糊弄公事之外，他只顾搜刮钱财，整日混迹在声色场所，彻夜不归，对朱淑贞没有一丝一毫的尊重。
生活的富足无法弥补朱淑贞内心的痛苦，面对这样的丈夫和生活，朱淑贞挥笔记录了这日复一日的孤独与愁苦：
朱淑贞本想着，即便夫妻二人无法琴瑟和鸣，相敬如宾也是好的，而现实却是空落落的五个“独”字，白日里只她一人伫立窗前伤神落泪，夜里即便将那多余的烛芯剪到尽头也无法入眠。
可悲苦远不止于此。
一日，朱淑贞的丈夫变本加厉，把青楼女子带回家中玩乐。清高的朱淑贞实在受不了此等屈辱，便与丈夫争吵起来，回应她的竟是拳脚相加。
这破败婚姻中的零零总总压得朱淑贞喘不上气，她的内心万分矛盾痛苦：礼教将我束缚于三纲，却没有教化丈夫礼义廉耻，不幸的婚姻让我闲来倚遍家中十二阑干，可老天却无视我的愁情，让我莫名输给外边那些莺莺燕燕。
呵，既然想不通，那便不再想了！于是，这样一段万般不适的婚姻，朱淑贞以一句“分开不用刀，从今莫把仇人靠，千种相思一撇销”画上了句号。
纵观历朝历代，宋朝的婚姻制度比较宽松。《宋刑统》规定，婚姻中如若妻子未犯“七出”之条，丈夫不可以随意休妻，也允许夫妻双方因感情破裂而提出离婚。朱淑贞与丈夫的和离比较顺利。
当然，如此先锋的律法能否实际执行还另当别论，毕竟当时社会中仍存在诸如“饿死事小，失节事大”这样的观念，女性还是处于绝对的劣势。
